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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摘录

今年五月份读完的这本书,暑假开始的时候决定把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整理放在博客上。关于《苏东坡传》的文章一共有两篇,这是第一篇,内容为读书时的摘录。第二篇如下: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拿西洋作家为例,李白可以媲美雪莱或拜伦,是一个燃烧自己展现出瞬间壮景的文学彗星。杜甫就象米尔顿,是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的古典比喻写出了丰富的作品。苏东坡永远年轻。他性格比较象萨克莱,政治和诗词的盛名则象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还叫我们感动,米尔顿的瞎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有甘斯伯劳的特色,而且象波普用诗词批评政治,又象史维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史维夫特的尖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了。苏东坡的道精神由于遭受许多困难而更醇美,却没有变酸。今天我们爱他,只因为他吃苦吃得太多了。

苏东坡在面对痛苦时展现出了超常的淡然,他像是一个已经预知了自己一生的人。我最爱他的地方是他面对所有事情的坦诚。

今年五月份读完的这本书,暑假开始的时候决定把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整理放在博客上。关于《苏东坡传》的文章一共有两篇,这是第一篇,内容为读书时的摘录。第二篇如下:


我们可以检视一幕幕已经终了的情节,眼见许多事情因外在事变和内在性格的必然性而自然发展。

王安石热衷社会改革,自然觉得任何手段都没有错,甚至不惜清除异己。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这种发展趋势逃不过苏东坡敏锐的心灵,甚至有点违背他的幽默感。他的行径和王安石不合;彼此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

“文章如精金美玉”,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说,“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贵贱也”。

构成永恒特质的“真诚性”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清清楚楚表达了他对写作和文体的意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苏东坡为文体下定义,正好贴切地描述了他自己写文章的过程,动笔收笔都象“行云流水”,揭露出文章和修辞的一切奥秘。什么时候进行,什么时候结束都没有一定的规矩。如果作家的思绪很美,只要他能忠实、诚恳、妥当表达,魅力和美感自然存在。这些不是硬放人作品的东西,词达而造成的单纯、自然和某一种自由感正是好文章的秘诀。这些特质具备了,文体不虚浮空洞,就可以写出真诚的文学作品。

“生平最快乐的时刻”,有一天苏东坡对他的朋友说,“就是写作时笔端能表达一切思想的脉络。我自忖道‘人间自乐莫过于此’”。

他曾一度坚称,给人快慰的力量便是文学本身的报酬。

当时有一位作家说,文士不怕刑罚,不爱晋升,也不贪生怕死,只怕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对一位同事说,“读苏东坡的信,我全身喜极流汗。我应当退隐,使这个青年出人头地。”想想这句话对苏东坡有多大的影响!

日月何促促, 尘世苦局束。

我简直想说,苏东坡的精神代表“火”,他一生和水灾、旱灾奋斗,每到一地就忙着修建供水系统、水运系统和水井。火的象征很恰当,因为他活力充沛;换句话说,他的脾气和一生都象烈焰,到处给人生机和温暖,也一路烧毁了某些东西。

我没有懂作者这里说的烧毁的是什么东西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是东坡的佳作之一,飞鸿象征人类的精神。事实上这本书所写的苏东坡生来事略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尔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是一个幻鸟般的灵魂,说不定今天还在星宿间梦游呢。

她要他当心那些表现太露骨的泛泛之交,以及他根据“世间无恶人”理论而交上的朋友。他的麻烦就出在这儿;他无法看出别人的错处。他太太对他说:“当心那些朋友。太快建立的友情不会长久的。”东坡承认,她的话总是应验,我想她这方面的智慧是来自中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没有令人兴奋的味道,却永远不会生厌。诚挚的友情从来不表现太多。真正的好友不常写信,因为全心信任彼此的友谊,根本不必写。分别几年又重逢,友情依然如故。

坑上架着一个小木板桥,百英尺下有激流飞过,四周是直立的峡谷。章惇自己很勇敢,对苏轼一鞠躬,他走过木板桥,在对面峭壁上留几个字。苏东坡拒绝了,章惇独自过桥,泰然自若。他拢拢长袍,抓住一根吊索,沿峭壁到溪流对岸写了六个字:“苏轼章惇来游”。然后若无其事走回来。苏东坡拍拍朋友的背说,“有一天你会杀人。” “为什么?”章惇问道。 苏东坡答道,“能将自己性命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就能杀人。”苏东坡的预言到底对不对,我们以后就知道了。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试行国家资本主义,却是最后的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曾四度试行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剧烈的社会革命,每一次都惨败而终。最成功的是法家商鞍的右派极权主义,他的理论由兴建长城的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纪)有效推行。早期法家理论最重要的两大原则就是教战与重农。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因为商鞍相信农夫是最好的军人,所有中产阶级的商人和贸易家都该尽量受到压制。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一教条而建立发展的强大军事系统使秦国统一了全中国;但是此一政治理论刚遍行全国,不到几年就完全崩溃。

王安石的怪习惯是不是伪装,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太过份,大家难免怀疑他有自我宣传的意味。

王安石说,他宁愿谈谈尧舜的贤臣。“在上等人才眼中,诸葛亮根本不值得一提。” 诸葛亮的政治天才在于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标,这位急功自信的财政鬼才觉得很不对胃口。

好官知道这些贷款对人民不利,确定他们付不出本利会下狱坐牢。他们遵守政府的明文规定,宣布贷款完全出于“自愿”,心中打算有一天会因“阻碍新政”而丢官。

王安石认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属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样,具有“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对就大发雷霆;现代精神病学家可以把他列为妄想狂。

无论古今中外,人民爱不爱某一政权唯有等这个专制政府失势才能判断。

郑侠终日站在宫门边,看到成群难民由东北逃来,挤满京师的街道。郑侠知道图画比言辞更有力,就把这些可怜的农民画下来,献给皇上。有一张画描写难民饥寒交迫,在大风雨中流浪。另一张描写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人拴着铁链搬砖负柴来缴税。皇帝看到这些图画,不禁掉下泪来,精采的献图——我们以后会谈到——加上一颗彗星出现。圣山发生土崩,皇帝终于废除了许多“新法”。

司马光学问和品德都冠绝当代,从头到尾为原则而争。他和王安石代表相反的政策立场。

过了两个月老相富弼辞职,临行警告说,治斗争总是好人输,奸小一定会爬到高位。因为好人争原则,坏人争权利,最后双方都各得其所,好人去职,坏人留下来。他预言这样下去国家不久就会陷入纷乱。

苏东坡的九千字“上皇帝书”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充满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候沮丧、严苛、挑剔、直爽无比;有时候却徐徐辩论,引经(孔孟)据典,引史例来支持他的理论。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动和悲哀。

苏东坡认为,好政府要靠异议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根据各党异议的原则而存在。我相信苏东坡若生在现代,一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认为不民主。他知道盘古开天以来,没有两个人看法完全一样,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在家、在国、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

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

孔子曾说,人应该“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和惠卿谈话,他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宰相对弟弟大叫说,“你能不能驱郑声?”他弟弟回答说,“你能不能远佞人?”

两兄弟政治观点始终相同,立场也一致,但是性格却完全不一样。子由性安稳,实事求是,保守,不爱多说话;东坡性豪放,开朗,多嘴多舌,天真而不计一切后果。朋友同伴都觉得子由很可靠,东坡开朗的天才,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却常常使人害怕。

苏东坡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者作品中坦白说出他的想法,十分不利。子由十分了解他的哥哥。子由把手放在他的嘴上,叫他从此沉默些,后来东坡出狱,子由也曾做过同样的暗示。

风中飞蓬正是苏东坡一生最好的象征,从此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老死从未在一个地方住过三年以上。

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不只因为此地有美丽的山丘、森林、湖泊、大海、热闹的市街和壮观的寺庙,也因为当地人民都很喜欢他,他度过了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居民有南方人快乐的天性,有诗歌有美人,他们敬爱这位年轻的名诗人,欣赏他冲动、热情和无忧无虑的个性。美景启发了他的灵感,此外柔婉的魅力更抚慰了他的心灵。杭州赢得他的青睐,他也赢得杭州人民的爱戴。他担任杭州通判(助理官员),没有机会为人民多尽力,但是诗人的身份已经足够了;他被捕的时候,杭州人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替他解灾。他走了以后,南国的美景和温情一直令他魂牵梦系。他知道他会回来,十八年后他再度回来当太守,对本城建树极多,在杭州人心目中留下了不朽的回忆,大家都说他是杭州人。在他死后千年的今天。你走上西湖,登上孤山岛或凤山,或者在湖滨的一家饭店喝茶,你会听到杭州本籍的店主一再提到“苏东坡——苏东坡。”你若点明东坡是四川人,他可不高兴。咦,他认为苏东坡生在那儿,除了京师从来没到过别的地方哩!

苏东坡几乎相信他前生曾住在这儿。他自己的诗词和同代人的杂记都有记载。有一天他拜访寿星院,一进大门就觉得景物很熟悉。他告诉同伴,他知道有九十二级石阶通向忏堂。结果完全正确。他还向同伴描述后殿的建筑、庭院和木石。我们不必相信这些转生的故事,不过社会若相信神鬼和轮回,总有很多这一类的说法,就象鬼故事,没有人能证明是真是假。

游这些山往往要一整天,他常在傍晚回来,街灯都亮了。穿过灯火通明、人潮汹涌的小河塘夜市,他往往半醉才回家,想起一些诗句然后又忘掉一些: 睡眼忽惊矍, 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 状如失林莺。 始悟山野姿, 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 吾策殊未良。

这些家船都精雕细琢,船头有笕嘴。湖上还有其它船只专卖食品给游客。有人卖栗子、瓜子、莲藕、甜食、炸鸡和海鲜。有人专供茶水。有些船上载着艺人,照例贴近游客的小船,为大家表演歌唱、杂耍,并供应吊索和其他射猎的游戏。他们身边就是澄蓝的湖水,周长十英里左右。远处白云栖在山顶上,山峰若隐若现。云霞使山峰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山峰给云霞一个栖息的所在。有时候天冷欲雪,雾气盖满山脚。隔着雾气,游人可以看见零零落落的的亭台楼阁,瞥见远山模糊的棱线。睛天湖水清爽极了,水中鱼儿历历可数,苏东坡曾以两行愉快的诗句描写船夫的黄头巾与青山的背景相映照,画面十分动人: 映山黄帽螭头舫, 夹道青烟鹊尾炉。

他常常借一张和尚的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中;完全卸下官吏的尊严,脱下衣衫,赤身露体睡午觉。小和尚用敬畏的眼光偷看这位大学者,看到了别人无权一窥的场向。他看见——也许是自以为看见——苏东坡背上有七粒黑痣,排列的方位很象北斗七星。老和尚说,可见他是天廷派下来的神灵,暂时在人间作客而已

苏东坡眼中感官的生活和灵性的生活是同一回事,以诗意哲学化的人生观看来并没有什么冲突。有了诗,他热爱今生,不可能变成禁欲的和尚。有了哲学,他十分明智,也不会沉沦在“魔鬼”手中。他不会弃绝青山绿水,也不会弃绝美人、诗歌和酒肉。但是他有深度,不可能披上纨绔子弟肤浅、愤世嫉俗的外衣。

苏东坡身为通判,有一次曾裁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位和尚名叫了然,常到红灯区走动,爱上一个名叫秀奴的少女。后来他床头金尽,衣衫槛楼,秀奴就不肯见他了。有一天晚上他喝醉酒又去找那个女孩,吃了闭门羹,就强闯进去,将她打死。于是他被控杀人。官吏审问他,发现他臂上刺了两行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调查完毕,证物送到苏东坡手中。苏东坡忍不住写下这一首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被送到刑场处决。

苏太太聪明贤慧,不想用错方法,把丈夫逼到妓女怀中。此外她知道她丈夫是一个妻子或皇帝都无法阻挡的人,她采取明智的作风——充分信任他。

苏东坡个性复杂多变,很难了解。他是大哲学家,不可能变成清教徒,但他又是儒家子弟,不可能变成酒鬼。他了解生命,珍惜生命,不会把时光完全浪费在醇酒美人身上。他是自然诗人,怀有特殊健全的神秘人生观,往往和自然的了解密切融合。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和自然、四季、雨、雪、山、谷那么接近,接受它的治疗,一定不会心思闭塞,具有封闭的人生观。

这是苏东坡最沮丧的时期,说也奇怪,诗人最悲哀的时候却写出了最好的作品。照中国的标准,他在这段期间达到诗词的成熟期。愤怒与尖酸都过去了,只留下满心安详与去意。

韩琦和欧阳修已逝。富弼和范镇辞官归隐。司马光潜心著作。张方平沉迷酒杯,东坡的弟弟明哲保身,一句话也不说。东坡不够圆滑。一个人亲眼看到百性受苦,这只是该不该忘掉一切后果表达心中感慨的问题。也许他从来没有考虑过。

现在苏东坡很受欢迎,不仅因为他对抗洪水成功,也因为他亲身关切狱囚的健康和利益,当时很少太守这么做。他亲自去看犯人,第一次派狱医照顾病患。苏东坡指出,法律虽禁止地方官鞭死囚犯,对囚犯病死或失于照顾而死,却没有明文规定。囚犯也是百姓。他遂赢得囚犯亲友的感激。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套一句苏东坡自己的话,他始终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到目前为止还平安无事。但是他“吐”一百次,终于被捉了。

苏东坡笑着对他们说了一个故事: 真宗时代,皇帝四处探访隐居的大学者,有人推荐杨朴。杨朴不愿入京,却被押到朝中见皇帝。 “听说你会写诗”皇帝说。 “不,我不会。”杨朴想掩饰自己的才华,不愿从政。 “朋友们送你出来,有没有人写诗给你?”皇帝又问。 “没有,”杨朴说,“只有臣妻写了一首。” “请问诗中写什么?”陛下问他。 于是杨朴把妻子送行的诗念给皇帝听。全诗如下: 更休落魄贪酒杯, 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太太听到这个故事,热泪盈眶,却忍不住笑出来。这个故事出现在东坡的笔记中,不知道是不是他临时杜撰的。

幽默

外在的工作与责任隐藏了一个人的本性。去掉这些时势和传统的陷阱,真我就出现了。苏东坡回到百姓群中,有如水里的海豹;在陆地上摇鳍摆尾的海豹只是半只海豹而已。

解放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又反映到作品中。刻薄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一切激情与愤怒都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光辉、温暖、亲切、宽容的幽默感,绝对醇美,完全成熟。哲学的价值就是教人笑自己。就我所知,动物只有猩猩会笑,但是我相信只有人才会笑自己。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神祗的笑容。希腊诸神充满人性的错误和缺点,他们一定常常有机会自嘲一番;但是基督教的上帝或天使太完美了,不可能这样做。把这种自嘲的特色称为堕落人类独一的美德,该算是一大恭维吧。

任何情况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研究苏东坡的作品,就不难探出他幸福的奥秘了。 这位慷慨的天才对世人的贡献远超过他从世上收取的一切,他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使我们大家都充实不少。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到了南京,苏东坡去看王安石,后者现在已是疲惫的病老头了。他们一起谈诗论佛。双方都是大诗人,佛家弟子,有不少话可说。传说有一次两人比诗,同韵同题,苏东坡赢了。王安石中途放弃。谈话中苏东坡不免责备王安石招来战祸,迫害学者。

事实上,奢华的日子和简朴的日子在幸福方面倒没有什么差别。只有不配作高官的人才羡慕高官的荣宠。通常不想作官的人为当局一心争取,想作官的人却又不够资格。一旦“官愿”满足了,做大官的乐趣不见得胜过成功的铁匠。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

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官就是自甘淡泊——淡泊通常代表贫穷。当然人可以以潜心学术,得到永远的声名;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不朽的声名就算有把握,也只是空腹的自我安慰罢了。

这些年来苏东坡不断在策论中说,“独立思考”和“公正无私”是好大臣的重要条件。但是独立思考和意见公正却是党人最讨厌的。

诗、书、画最主要的材料就是两种液体:酒和墨;他们有上好美酒,上好名墨,还有最好的毛笔和最珍贵的纸张。

把中国书法当做一种抽象画,也许最能解释其中的特性。中国书法和抽象画的问题其实非常相似。判断中国书法的好坏,批评家完全不管文字的意思,只把它视为抽象的构图。它是抽象画,因为它并不描绘任何可辨的物体,与一般绘画不同。中国字是由线条所构成,线条组合千变万化,书法就是把这些字完美凑出来,而且要和同一行、同一页的其它字体相配合。中国字是由最复杂的成份所构成,不免呈现一切构图的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等,尤其注重整体的统一概念。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无论绘画、雕刻或音乐都是一样。既然美感就是动感,每一种形式都有隐含的韵律。就连建筑方面亦然,哥德式的教堂仿佛在沉思。美学上甚至可以用“冲”、“扫”、“粗鲁”等人格的形容词,这些都是韵律的观念。

这种动作的韵律美观念改变了一切技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构图和材料的看法。若属于力学而非静态的美,一切全是平衡的直线画,像工程师的蓝图一般,那就不值得考虑了。相反的艺术家必须寻找扭曲不平的树枝线条,只因为弯曲扭转才能显出生命和运动。这种不平均的线条我们很容易看出生命和动作,其中敏感的压力、休止和扫动以及树枝偶然的哗啦声都仔细保存下来。国画和书法可以说有一项基本原则,除非必要——譬如画书桌和茶几——千万别用均衡的线条。构图的概念也变了。中国艺术家绝不以静态的安排、线面的对比为满足,因为这些线面都是死的。画家因此强调活线条,这是国画技巧和其它绘画的一大差别。

为了培养活线条的基础,书法家便回头观察大自然。自然的线条总让人想起动作,变化永无止尽。善跑的灵堤猎犬结实光滑,自有一种美姿;而爱尔兰小诜多毛矮胖,又另是一番风味。我们可以欣赏小鹿的灵巧,同时又爱慕狮掌强大的肌力。小鹿身材优美,不仅因为轮廓匀称,也因为它让人想起跳跃的动作,狮掌优美则因为让人想起飞扑,就是这种飞扑和跳跃的功能使线条具有活生生的协调感。若追求这种韵律美,我们可以欣赏大象庞然的身躯,小蛇扭曲的张力,甚至长颈鹿枯瘦笨拙的动作。所以自然的韵律永远充满机能,只因为线条和轮廓都是生长过程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作用。借自然丰富的韵律,才能极度锻炼我们的鉴赏眼光。中国书法家挥笔时想模仿的就是这种自然的律动,也只有最敏感的画笔才能模摹出来。有些笔触稳定而圆熟,令人想起狮掌的威力;有些令人想起马足的肌力,节骨分明。有些想表现明快的清爽感,字体有肩、有腰、有支架,正如完美的女性,或者像中国批评家所说的“如美人鬓带鲜花”。有些想效法枯藤难摹的雅姿,末端形成温文安定的小卷,用几片细叶加以平衡。别忘枯藤的平衡最完美,因为末端弯曲的角度和形状要看藤蔓整个的重量——茎株的支持点和残叶在哪一边而定。

在八大山人的鱼鸟或石涛的兰花中也许更能看出印象派艺术的极端例证。无论画鱼画鸡画鸟,八大山人的画可以说是用最少线条、最少墨汁来表现最多的韵味。大艺术家只花几分钟,迅速泼墨完成一张鱼、马或人像图;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万一失败他就把纸条揉成一团,丢入字纸篓中,从头来起。

我前面已说过,在位党和反对党也没有明确的权责。多数党统治的机能并不存在。于是政治游戏便成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比西方更剧烈。但是东西方的政治规则完全一样:爬到顶端的一定是庸才。

第一,好政客要会说一大堆话,却不透露任何消息。好官决不肯定什么,只用否定。只要学会“无可奉告”、“你说得对”等至理名言,好官就可以无往而不利。第二、他应该施惠于朋友。第三、他应该小心不得罪人。一个人如果不随便说话,爱用文雅、细柔、愉快的低语,又很喜欢施小惠给人家,他就算不位极人臣,也不会失势。他到死都有官做。

苏东坡逃避政治,政治却在追逐他。他和司马光政见不合——独立的心灵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但是他到京师半年,司马光就去世了。苏东坡陷入显赫遭忌的地位。

他维护意见不一的原则。信中指出,“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对国家并没有好处。君主和大臣应该互相提供意见,如果百官唯唯诺诺,就变成孔子所谓“足以丧邦”的跟屁虫了。

当时政府最大的间题——中国每一朝代都是如此——就是冗官充斥。文人太多,官位太少,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社会成为经常存在的弊端。除非现在能改变此一观念,否则教育普及就能把国家拖垮。我们要如何提供四亿五千万知识分子的官位呢?如果公职制度严格遵行,用人惟才,则考中的人数自然有限,素质也会提高。但是苏东坡时代已盛行亲族主义。

事实上他已决心离开朝廷。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小人“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

“聚蚊成雷,积羽成舟,寡不胜众也”。

苏东坡对于这种零碎、没有组织的救病工作并不满意,他由政府基金拨出两千缗,自己又捐了五十两金子,在城中心众安桥建了一座公立医院。就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内曾医过一千个病人,主管医院的道士由政府赠以紫袍和金钱。后来医院搬到湖边,改名“安济坊”,苏东坡离开后还继续看病。

太后死前十天,范纯仁和苏子由等六位大臣进去看她。 “我大概无法复原了,”太后说,“不能长期看着你们。你们要尽力侍候小皇帝。” 大臣即将告退,太后指名要范纯仁留下来。于是哲宗叫别人退开,只剩范纯仁和吕大防。 朝中传闻太后谋反,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帝,太后问道,“皇上年幼,神宗托老身治国。九年里你们可曾看我特别照顾高家?” “没有,”吕大防说,“太后未曾厚待娘家,一切以邦国为重。” “正是如此,”太后含泪说,“所以老身临死才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她并没有派儿子在京师做官。 “太后必能康复,”吕大防说,“请听医生的劝告。您现在不该说这些事情。” “不,”太后说,“今天当你们的面,我要对皇上说几句话。我知道我死后很多大臣会愚弄他。孙子,你该当心。”她转向吕大防和范纯仁说:“我觉得老身死后,你们还是辞官归隐吧,小皇帝会用新人。” 她问侍从宫中有没有请大臣吃饭,她对吕大防和范纯仁说:“现在去用餐吧。明年此日,请记得老身。”

一个王朝的悲剧在于皇后们有必要接连生出善良、聪明、能干的儿子、孙子和曾孙,皇室才能长保权位——这是生物学上人类从来没有听过的不保险假设。天才不生天才,迟早贤明的君主会生出邪恶、昏庸的后代。

中国历史上若有一个时期可以称得上残暴与混乱的时代,那就是蔡京手下的政府了。他替皇帝建设精美的乐园,在中国历史中写下最可怕的一页,因为皇家乐园也用不着国人付出那么多悲惨的代价呀。园中每一块异石,每一朵奇花都曾牺牲几条人命。读到徽宗和大臣们赞美这个花园、假山、清溪、异石的诗句,我们不禁脊骨发冷,感受到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剧。悲剧在于作者并不知道这些。

章惇劝皇帝挖司马光的坟墓,打烂棺材,鞭尸示众,以警告所有不忠的臣民。在小皇帝心目中,司马光变成元祐时代奸诈、不忠、邪恶的象征。上朝的时候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有许将不说话。小皇帝打量他,退朝后叫他留下来。

他转念一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他又恢复了自然的本性。他在广州曾买了一些檀香,现在他常关门静坐,享受奇特的异香,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有时午后小睡一回,凉爽的江风吹进窗口,房顶的鸟鸦打断他的幽梦,他突然觉得自己卸下一切责任。他看到大江的光影射入他房中。真美,他暗自说,美得像清空的明月。他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云中的翳月。他觉得晴空是光明磊落的象征。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就是不解杯中乐趣的人读到他描写半痴半醉的幸福状态也会为之入迷: “浊醪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仔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人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麴栗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栗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種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哺。刍肉饱我而不我觉,布帛袄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她是虔诚的佛教徒,临死还念着《金刚经》的一道偈/jié/语: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根据她的遗嘱,苏东坡将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上,靠近一座亭台和几间佛寺。墓后有山溪瀑布流入湖中。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苏东坡自以为晚年可以定居惠州,没想到突然被贬到海外。新居落成两个月,移居海南岛的命令就来了。有人记载说,他写了两行诗描述他在春风中小睡,聆听屋后庙院钟声的情景。章惇读到这段诗,就说:“原来苏东坡那么惬意。”于是颁布了移居的命令。

但是他不屈的灵魂和人生观不容许他失去生活的乐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热。”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浪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日‘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苏东坡也许是倔强,也许是真的掌握了自己。至少他从未失去幽默感。

苏东坡曾经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和默默无闻的穷学者、农夫农妇交往。他和这些纯朴小民谈话不必有戒心,自由自在,最能表现自己。家里一天没有客人他就不自在,别人不来他就出去拜访邻居。和黄州时期一样,他与高官、平民、学者、农夫杂处。聊天总是他发言;他天生爱说话。但是他也希望别人开口。他带着海南种的大犬“乌嘴”到处闲逛。他和村民坐在槟榔树下,想畅谈一番。无知的穷农夫能对他说什么呢?农夫对这位大学者敬畏万分,“我们不知道要谈什么。”苏东坡说:“那就谈鬼吧,说几个鬼故事来听听。”对方会说他们没听过什么好的鬼故事,他说:“没关系,就谈你们听过的好了。”后来苏过告诉朋友,他父亲如果一天没看到客人,就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似的。

小屋完成后的两年半期间,苏东坡过着无忧无虑却十分贫穷的生活。他有两位妙友,一个是替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位是四处游荡,送他食物、药物、米、泡菜、书本的小学者(吴复古)。

他写了不少有关药草的笔记,我要特别谈谈荨麻治风湿的办法,荨麻含有荨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似的,碰到皮肤就会肿痛。照他的说法,把荨麻敷在风湿起始的肿痛关节上,全身各处的酸痛都会停止。他还热烈信仰苍耳。苍耳到处都有,对人无害,不管吃多久怎么吃都可以(含有脂肪,少量树胶、维他命C1和耳醣)。他写下苍耳白粉碾制的办法,把叶灰用温火烧二十四小时就成了。白粉吃下去据说可以美化皮肤,“满肌如玉’。有些笔记谈到蔓菁、芦菔和苦荠,苏东坡称为‘葛天氏之遗民”的美食,价值高,味道又好吃。

他请子由写序,在一封信中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很多崇拜苏东坡的人也会这样说。

徽宗继位时,国家的命脉已经腐蚀削弱。有个性、有才华、有正义感的君子是文明社会的珍贵产物,需要长时间培养茁壮。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的时代过去了,那一代的人已经分别下狱、流放、病死、老死或被杀。独立批评,勇敢思考写作的气氛已经僵化,整个政治生命都污染了。苏东坡师徒因言论而受罪,不愿意再入政坛,何况政风又对他们不利。皇帝一声命令,不可能马上有一群正直、博学、大无畏的学者出现朝中。己尝了八年权力滋味的大批政客更不可能放弃权位。

显然神宗皇后和她婆婆一样,善于感受国家的利益,她们具有单纯的女性本能,会判断好人坏人。批评家和历史家迷恋优美的文辞和抽象的特征,善于研究某一时期深奥的问题和政策,却忘记我们看人最后总逃不过“好”、“坏”这两个形容词。总括一个人的事迹和个性,“好人”就是最高的赞美。苏东坡服侍的太后们似乎从来不管政府领袖的问题和政策。当然章惇是一个坚强果断的人。惠卿是雄辩家。蔡京生气勃勃、精明能干。但太后一概把他们归类成坏人。

他本来想等福建大船,苦等不来,就随吴复古、苏过和爱犬(乌嘴)渡海,一行人到雷州去找秦观。吴复古又失去踪影。苏东坡和吴复古一生游遍全中国,不同的是苏东坡被别人的命令赶来赶去,吴复古却是自愿飘泊。追忆往事,苏东坡似乎恨不能和他的朋友交换际遇。那样一定快乐得多,也自由得多。

他在广州受到热诚的招待。他到海南岛第二年,有人传说他死了。有一位朋友在宴席上开玩笑说: “我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在地府半路上碰到章惇,我又决定折回来。”

大家庭有不少小孩和年轻的妇女,他们就乘船到南雄。没走多远,吴复古和一群和尚追上他们,陪老苏畅游了几天。然后吴复古突然病倒去世,一切都那么简单。苏东坡问他临终有什么交代。吴复古笑笑合上了眼睛。

苏东坡最初和最终的乐趣都是写作。他把自己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眼睛闪闪发光,似乎忘记了一切。有时候他还能写短简和题跋,其中包括一篇桂酒颂,他知道好友会仔细珍藏,就把这篇文章送给钱世雄。

苏东坡缓缓低语:“西天也许存在,不过设法到那儿也没有用。”钱世雄站在旁边,就对他说:“尤其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看。”苏东坡最后一句话是“试就不对了”。那就是他的道家哲学,解脱在于自然而不自觉的善行。

由尘世的标准来说,苏东坡的一生相当坎坷不幸。有一次孔子的门生问起两个为信念而饿死的古圣人。门生问孔子,伯夷叔齐死前有没有悔意。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为什么要后悔呢?”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己经用光。人生不过是性灵的生活,而性灵是控制人类事迹和个性的力量,与生俱来,只能靠生命和际遇和环境来表现。正如苏东坡的描写:“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生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读到苏东坡的生平,我们等于追察人类心智和性灵暂时显现在地球上的生命。苏东坡死了,他的名字只是一段回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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